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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由于有了人民民主制度这一根本政治保证，才取得了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都堪称奇迹的巨大成就。
因此同样的宪法规范在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和在民主传统缺乏的国家，实际效果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种权力文化的社会中建立虚权的国家元首制度，很可能弊大于利。
[8]而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仍然是需要争取的目标，国家元首的直接选举更是一种遥远的理想，法国的全民公决所具有的高度民主性对于我们来说在现阶段也几乎是难以企及的，我们不应忽略法国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所具有的这种历史背景。在我们向民主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应选择各种民主政体中权力的形式和内容都较为集中统一的、而不是民主体制中权力的形式和内容相对分离的制度，以便与我们的历史有某些哪怕是形式上的连接点，而不是完全割断自己的历史去另起炉灶。但这两方面并非具有同等分量，而是应当以后者为主，尤其在我国这样有个人专制传统的国家，在中国现阶段最高权力机关权威非常欠缺的情况下。即使依中国的国情应该实行双首脑制，那也可能是将来的问题，如选举权完全落实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手里，国家主席的产生由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逐步过渡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联合选举、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选举团进行选举（选举团的人数应多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数），[10]最后实现国家主席的全民直接选举。马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
[1]这样调整的宪法依据是，现行宪法第62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中，第五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说明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主席共同产生的，因此总理应该对这二者负责。这种监督有两类，一是对国家主席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根据平等原则，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等罪适用于一切国家公职人员，国家主席也不能例外。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政府抓住市场化改革的契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不断放权，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简政放权加大取消行政审批力度、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将其重点突出转向经济领域的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上，会进一步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既利于当前有效稳增长，又惠及长远增长后劲。以2012年爆发的毒胶囊事件为例，一颗胶囊从生产到流通到最终进入大型正规医院，这其中涉及工商、质检、卫生、药监、税收等多个监管部门，而这些有着法律授权的监管部门却没能阻止毒胶囊的出现。要想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就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是但书条款的出现，为行政乱收费现象打开了缺口。
(12)另一方面是事后失位。伴随审批改革的进程，《行政许可法》条文本身的不完善使得各级部门、机关在实施的过程中有空子可钻，出现了大量规避行政许可法、阻碍行政审批改革的现象，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行政许可设定条件不规范。
监管体制的缺失导致政府职能与职责的双双失位，扰乱了市场秩序。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对于符合新两个凡是要求的事项，应规定不予设立行政许可，而非可以设立行政许可，变授权性规范为禁止性规范。2012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两个凡是，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未来中国的改革将要努力从过分依赖政府，依赖计划，不信任市场，不信任公民自决，向越来越尊重市场和个体，越来越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转变。③参见赵伟：《全球经济视野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
陈鹏，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步入瓶颈的严峻态势，不能再用速度和数字来衡量今天改革的决心与效率，必须认真反思十多年的改革之路，总结改革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对解决当下的问题大有裨益。当前我国可以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审查的主要机构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然而在实践中，这两大机构缺乏足够的权威和明确的法律授权，管不住新增的审批事项。一些本该被取消的审批事项被做成了膨化饼干，一项变成了好多项，而需要保留的项目又做成了压缩饼干，将好多项目合成一项，导致审批事项浩繁、程序复杂。
而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的家电、服装行业，没有政府审批，全靠市场优胜劣汰，反而避免了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可见在监管缺失的背后是监管部门越发严重的自利倾向，有利可图时便相互争夺审批监管权，无利可图时便踢起了皮球。
(22)当前在全国各地坚决推进的试点行政审批改革，就是要根本树立起转变政府职能的观念，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顺应民意。国企拥有垄断经营权，政府帮着定价，从成品油价到电信服务费、金融服务费、存贷款利息，甚至飞机和火车票价，都是垄断的一口价。
2013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创历史新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和凭借中国特色和要素红利打入全球经济的经济体，在这些优势难以为继后，经不起一场经济衰退。而现行的审批体制中，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审改办)只对现存的审批项目进行清理，缺乏对增量部分的审查、控制和监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政府不该审批的乱审批，需要审批的却没能监督管理好的问题。一方面，靠垄断力量挤占了社会民众的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垄断削弱了竞争效率和经济的创新能力。第四，坚决制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用红头文件的形式变相对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社会活动设定限制。可以不设定与不得设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是禁止性的规范，而前者是授权性规范，意味着既可以不设定许可也可以设定许可。
另一方面，民企中出现的盲目、重复投资多是因地方政府所需，地方政府利用手中职权，在政策和资金上迫使民企做出违背市场规律的决策。⑥毫无疑问，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相比较而言是人类迄今为止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资源配置手段，它通过市场主体的自利动机来进行资源的有效调控，充分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动力。
以政府为主导的国计民生，使国企在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尤为突出。首先，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关键。
⑦ 第二，社会公平效益失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所触及的政府部门利益更广，其所遭遇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政府在管理经济事务时，往往重审批、轻监管，甚至以审代监。要想再将剩下处在核心地位的30%的审批项目实实在在地(不仅仅是合并审批项目或者缩短审批的时限)削减一半，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政府部门设立资质资格的认定、考试、证书过多，变相抬高了就业创业的门槛。但从当前看来这部法律的实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其次，在涉及国计民生领域，许多民企被审批权拦在了门外，即便进入了国企的垄断领域，稍有不慎，也会被逐出。而从拿地到开工，就要259个审批工作日。
一是同年11月中国加入了, WTO，为履行入世最重要的两大承诺统一实施和透明度，中国政府不得执行不公开的法律法规文件。市场机制对于经济运行有着自身的调节作用，过多地依靠政府的主导和政策的拉动刺激经济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还会带来新的风险和矛盾。
当前只有实现了服务业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而目前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正是过多行政审批和行政性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与竞争环境不公。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行政审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寻租，行政审批是腐败的源头。
第一，简政放权能有效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简政放权能为产业和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优化升级，为转型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可以说，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仍严重存在着政府管理越位和监管职能缺位，其根源就在于行政许可法律法规严重不足，导致法律规范的空位。正如李克强在这次电视电话会议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⑩王石川：《民营油企起诉巨头是悲情控诉》，《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4日。(21)OIRA主要由经济学家和法学专家组成，注重对合法性和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设立类似的监管机构已经成为全球审批制度改革的趋势，为当下我国的改革提供了借鉴。近年来，我国的改革存在着审批事项边清理边增加的情况。
(14)参见李克强：《转变政府职能，释放改革红利》，《新华文摘》2013年第13期。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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